该文作者曾任教美国泽维尔大学，一所19世纪早期创办的耶稣会私立大学。一般而言，从历史中走来的教会大学，对宗教和文化传统的重视非常明显。作者对美国教育制度和文化中的问题较为熟悉，因而对我国“以美为师”可能存在的“误区”作出初步厘清，很有警醒意义，值得一读。

　　作者简介：白彤东，1970年生，1994年北京大学核物理专业本科毕业，1996年北京大学哲学系科技哲学硕士毕业，2004年波士顿大学哲学系博士毕业。2001-2002在麻省理工学院狄伯纳（Dibner）科学与技术史所做狄伯纳博士生学者（Dibner Graduate Student Fellow），曾在美国泽维尔大学哲学系任教。现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哲学、政治哲学。

　　中美两国教育现状

　　对于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和知道分子来讲，美国就是先进教育的典范，中国应该向美国学习。他们常说，中国是应试教育，美国是素质教育。中国的应试教育表现在中小学教育非常繁琐，死记硬背的东西太多，这样不利于中小学生素质的培养。中国的中小学教育一定要依照美国模式进行改革，把应试教育、死记硬背的东西改革掉，而中国的大学和专科学校教的东西太狭隘，我们应该像美国一样大搞通识教育。

　　然而有意思的是，美国报纸上常能看到的不是美国的教育有多好，而是它相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的教育而言有多失败，以及美国应该如何以后者为典范进行教育改革。在一篇充满讥讽与调侃的文章里，美国学者、教育家皮特·伍德指出：在美国终于开始学习中国的传统教育方式的同时，杜威的当代传人——美国哈佛大学教育系教授霍华德·加德纳却在中国炙手可热，因为中国人希望采纳美国式的教育理论。他指出，通过向中国输出这种愚蠢的教育体制，美国也许最终能钳制中国的经济增长，消除给美国带来的威胁。他调侃地说，这可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设计的一个伟大阴谋。

　　伍德的文章发表于一份右翼保守主义杂志，但是，立场温和左倾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弗也同样发出了“美国应向中国学习，适当压制学生的快乐与自由”的呼吁。比如就数学教育而言，《纽约时报》的社论指出，曾几何时，美国一些搞数学教育的人认为传统的教育方法太僵化：死记硬背，通过重复做大量习题来学习怎么样去解决数学问题。他们认为这种传统教育窒息了学生的创造性。他们主张，学生不应该死记硬背诸如九九表这样的东西；老师不应该强调重复做习题，而是应该不告诉学生究竟应该怎么做，让学生自己去摸索解决数学问题的思路；教材也应该多样化，由每个学校和老师决定选什么样的教材和教多少东西。但是，这种强调灵活与创造的结果是，美国学生的数学能力不仅落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而且落后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基于这个现实，多数数学教育工作者都认为美国的数学教育要改回去。一般来讲，在美国，越来越多关心教育的人认为这种反对死记硬背、反对应试教育、强调灵活和创造力的教育是失败的。

　　“就近入学”的隐忧

　　同中国小学分片上学一样，美国学生上哪个公立学校取决于他家住在哪个学区。这个学区的公立学校的财政资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学区的家庭所交的与教育有关的那部分税款。如果一个学区的家庭总体上相对富足，这个学区的学校就相对有钱。在一个高度市场化的社会里，这就导致了这些学校无论从硬件设施、师资质量、师生比例、学生素质上，都比较穷的学区有很大的优势。因为有钱的学校能吸引和留住好老师，雇用更多的老师；而在其他条件相同的基础上，一个老师管的学生越少，就越有可能在每个学生身上花更多的精力，其效果就可能越好；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衣食无忧，家长的平均素质也要比穷人家庭高些，他们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精力也可能更多。这样，从小学到高中，富裕学区的学生总体上就得到了比穷学区的学生好得多的教育，其在校科目成绩和大学入学考试成绩都要比穷学区的学生好。

　　当然，美国大学在选学生时，还常看个人作品、社会活动、推荐信等等。但在这些项目上，富裕的学生总体上可能比穷学生做得更好。比如，他们的家长有能力安排他们参加各项社会活动，他们所在的学校也能雇有经验的老师帮他们选择合适的大学，并教他们如何把自己打扮成这个大学所需要的人。甚至在美国有专门的教人如何准备入学的各种服务。但是，要得到这种服务，家长要花上一大笔钱。相比而言，为糊口而奔波的穷人家自顾不暇，哪里顾得上让孩子参加什么社会活动。其所在学校也不大可能有财力雇有经验的老师来指导学生选择大学。

　　美国已经步入所谓的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上不上大学、上什么样的大学成为一个人在社会里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有没有这个能力会导致不同人群之间的总体经济水平的差别。所以，通过这套教育系统，上一代的收入差别就转变成了下一代的能力差异，并继而转变为收入差别。这就意味着贫富之间只有名义上的可流动性，而实质上贫富差别成了世袭的。在平等观念深入人心的当代社会，“世袭”是不为人所接受的。但是，美国公共教育系统名义上是允许流动性的，而上一代的财富通过这套系统“洗白”了，洗成了下一代的能力。由于个人能力差别导致了其他不平等听起来是挺正当的，也为人所接受，尤其是相信个人奋斗的美国中产阶级和美国保守主义者。这样，他们可以心安理得地看着穷人受穷：因为这些穷人少壮不努力，所以老大就该徒伤悲。

　　考试仍然是个好东西

　　有人认为，考试本身不是考察能力的好办法。我们应该全面地考察学生素质。所以，初高中尤其是大学应该取消考试，或除考试之外加强对素质的考核。对此，我们不妨再来看看美国的经验。

　　美国的大学入学并没有取消考试，而是除考试之外，还要证明自己能力全面，并有好的推荐信，是一个全面发展而不是只会考试的人才。但有趣的是，美国的精英大学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基本上也是只用考试来选拔人才。这些精英大学的学生往往是纯白种的美国精英的后代（这里“纯白种”指的是所谓WASP，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哈佛大学注意到犹太人不断渗入进来，这是哈佛大学所不愿见到的。这里面有种族主义的因素，也有政治、经济因素。因为私立大学需要政治和经济上的支持。在美国20世纪早期，政商界的精英多属于WASP，而本身是WASP的人就更可能在这个世界里取得成功。因此，学校招这种出身的学生，让他们在这个学校受教育，之后在商界或政界有了不俗的成绩，他们就会对学校有丰厚的回报。所以，哈佛大学希望限制没有深厚背景的犹太人入学，但他们又不想违背美国平等和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毕竟，让一个差生仅仅因为他出身高贵或是纯种白人就上哈佛，对谁都不是件光彩的事情。于是，他们想出了一个很“天才”的办法：即打着“全面考察学生素质”的旗号，要求学生不但要提交考试成绩，还要在课外活动上表现出色，并得到值得信赖的人的推荐。但他们想做的，其实是通过这种手段把那些刚富足起来的犹太人排除出去。因为这些犹太人家庭即使相对富足，也还没有养成习惯去做纯种白人喜好的活动并达到相当水平，他们也不太可能结识社会上层人士并让他们来给自己的孩子写推荐信。这样，打着全面考察学生素质的旗号，哈佛大学成功地遏制了犹太学生的增长势头。其他常春藤学校也因此争相效仿，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了它们“血脉”的纯净。

　　不过一个有趣的转折是，犹太人还是削尖脑袋钻进了哈佛等名校。为了适应这种教育改革，他们就从中学时开始准备哈佛所要求的各种硬性条件，比如参加“正确”的运动项目等等。到了50年代之后，犹太人还是成了哈佛这样的名校的主导力量之一。近几十年来，与犹太人同样重视教育并也开始富足起来的东亚人（包括中国人），逐渐成了美国精英学校迅速上升的少数群体。

　　虽然总体上氛围宽松，但是现在的美国家长，尤其是在大城市里亲身体验到现代社会激烈竞争的人，对孩子受教育的重视与应试教育下的中国人是有一比的。从幼儿园教育开始，他们就积极地为孩子作准备，上好的幼儿园，让孩子参加“正确的”，即好大学所看重的各类活动。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孩子素质的发展，而是为了迎合哈佛、耶鲁这样的名校的需要。但明显只有中产阶级、甚至是中上产阶级才能真正做好这些准备。这种状况与上述美国式就近入学的制度一起，就导致了好学校总体上被相对富裕家庭的孩子所占据的局面。

　　全面考察学生素质听起来很好，但它却有着很阴暗的起源。在此，我们不得不想想，如果在中国现有的法治条件下，不用相对明确的考试，而用比较模糊的全面素质考察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一个很可能的后果就是那些有权、有钱人的孩子会被“认定”具有优秀的素质，占据了大学里本来属于也许能通过考试“翻身”的穷孩子的位置。在这种直接地以权谋私或以钱谋私的情形之外，相对富裕的家庭也更有资源把他们的孩子打扮得更有“素质”，送进好的初中、高中以至大学。如同不加管制的就近入学一样，考察学生素质就成了变相地考察他们的家庭的权钱背景的工具，就成了帮助有钱有势的家庭洗白他们权钱的工具。

　　所以，虽然用考试来选拔人才明显是不完美的方法，但问题是我们现有条件下是否有更完美和公平的方法？恐怕是没有的。如果在中国实行所谓全面考察学生的美国式办法，其现实结果很可能是：没有良好经济背景的学生会以更大的比例被淘汰掉，特权和腐败会更泛滥。与之相比，用考试来决定学生去什么学校至少能保证相对的公平。考试让向上奋斗更加可能，社会底层（比如农民）的孩子更有机会通过大学，来改变自己的身份。

　　当然，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当今的考试制度不需要改革，比如在语文、历史等科目上我们考的内容应该是东西方真正的经典，而不是赶时髦或时势造就的东西。一般来讲，我们考试制度需要改革的是考什么和怎么考。考的东西应尽量是学生需要掌握的，而考试的设计也应尽量地反映出学生的知识和能力。避免考试弊端，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我们要通过一些办法尽可能保证初级教育的平等，这样使得考试不退化成洗钱、洗权的工具。但是，考试制度的内在缺陷并不意味着现实中有更好的替代方式。在现有条件下，以考试为主的制度仍是选拔人才的最好的办法。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常说考试与一个学生的素质和能力无关，但这种说法是很偏颇的。在美国已有学者做过一些研究，其结果支持了高分高能的观点。当然，这些研究都有其局限，社会学家也应当做更多的经验研究。实际上，直观地想象一下，为了考试出色，一个学生就必须克服自己的本能欲望（比如打一天电子游戏而不是做枯燥的数学习题），勤奋工作，为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并且，他必须具备掌握一套知识体系的能力。这些都是他个人素质中最重要的方面。我们有时会产生中国学生“高分低能”的印象，也许恰恰是因为我们认定高分会高能，所以偶尔出了个高分低能的人就会给我们留下过于深刻的印象，扭曲了我们对分数与能力之间联系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