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没有一所高中，如此声名远扬，如此腹诽缠身。
应试教育、题海战术？这所学校曾是中国式教育的集大成者。无论主动还是被动，在“素质教育”成为共识的今天，人们不难对她做出价值判断。
可在一座经济极度落后的小城，她却是寒门学子最后、最大的希望，她曾为许多人铺就了一条通往美好生活之路。
而如今，这条路，似乎断掉了。黄冈中学是黄冈人民最大的骄傲，也是最大的希望
“去黄高吧？”听到外地口音，出租车司机用不容置疑的语气询问道。
沿江大道东行，一侧并没有太多合乎市场逻辑的一线楼盘，未开发的土地倒是成群结队。阴云降临，灯光昏暗，映照着一个略显破旧的城市。
沉默，一阵沉默，司机除了目的地，也聊不出别的。尽管长江在这座小城的脚下流过，水中畅游着被毛泽东咏诗赞美过、据说最正宗的武昌鱼。不远处的西山，三国时期的吴主孙权曾在此设坛祭天，登基称帝。
而这一切，地理标识或是历史印记，似乎都抵不过一座中学的名气与荣耀。杭州除了西湖，还有淘宝，北京除了紫禁城，还有中关村。在当地人眼中，黄冈只有一座黄冈中学（亦称黄高，下同）。即便只有这一处，足够了。
师傅开了十几年的出租车，接过的外地客人，多半与这所学校存在关联。每年高考时，他从不打表计价，“不能挣孩子们的钱，他们太不容易了。再说没有黄高，谁知道黄冈？”
语气中，是少见的骄傲。
小城大校
薄弱的经济、拥挤的人口、出人头地的愿望。这是小城大校的“黄冈逻辑”。
新学期的第一次班会，谢阳自报家门。台下同学一片惊呼，有人竟鼓起掌来。
几多寒暑过去，年届而立的谢阳依然记忆犹新。更令他念念不忘，甚至久久不安的，是当时的一句回应：“我是黄冈中学的差生，学习成绩一直都不太好。”
这不完全是一种谦虚。至少在12年前的黄冈中学里，考入全国排名第三的浙江大学，实在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事情。2001年，该校有近百名学生进入清华北大，占据湖北半壁江山。
“那个年代，黄冈中学就是一个光环，走到哪里都很闪亮。不只在外面，本地人也会用羡慕的眼光看着你。”谢阳举起一只胳膊，边说边向头顶比画着。
简单的一丝细节，也能验证黄冈中学的超然地位。黄冈位于长江北岸，岸边是修缮不久的沿江大道。在武汉，类似的地段集中着看不到顶的写字楼；在一水之隔的鄂州，类似的地段集中着均价破万的江景盘。而这里最引人注目的地标建筑，是一所中学：总规划面积500亩，总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功能齐全、富有时代气息，不亚于国内任何一所大学。
这是黄冈中学的新校区，2006年正式启用。7年间，这里接待过无数取经团队。即便是北上广深的同行来到此处，都少不了一声惊叹：“一座小城，竟有如此大校！”
相对学校之大，黄冈的确是一座小城。市区面积小，经济总量小，有限几处还过得去的建筑，看上去仍然是小。研究异乡人惊诧的原因，如是的反差显然是题中之意。
一座不起眼的小城，却拥有壮观的学校，外人的情绪很难不受撩拨。甚至可以说，如果把高考成绩比作“上层建筑”，它已经动摇了“经济基础决定论”的根基。那些年，黄冈动辄包揽湖北文理科状元，当地的经济发展却一直不温不火，人均GDP常年位列湖北倒数，下辖的9个县级行政区，有5个是国家级贫困县。
诞生了李时珍、李四光、闻一多等学界泰斗，诞生了董必武、李先念两位共和国主席，诞生了林彪、王树声、秦基伟等多位开国元勋，黄冈可谓人杰地灵。但泛绿的人均GDP和飘红的高考榜，仍令许多研究“黄冈神话”的教育学者，百思不得其解。
“什么秘密？什么神话？扯淡！一个字，穷呗！”出租车司机一边开着车，一边用火爆的鄂东方言说着，“孩子不往外考，怎么办？像我一样开出租车，一个月1000多元？”
湖北人对黄冈的印象，一个是“不得了”的中学，一个是贫困。这座“鄂东门户”，拥有近750万人口，摊在每个人头上的GDP不过1万多元。这里没有非常齐备的工业基础，大多数人靠农业和服务业维持生计。街巷里，开出租车的比坐出租车的人还多，小餐馆吃一顿饭，不比自己买菜自理贵上多少。
“黄冈这个地方，想要有更好的前途，而不是在巴掌大的地方待一辈子，有什么路可走呢？读书上大学，是最稳当的一条路。”谢阳说，“对很多人来说，如果不是进了黄高，恐怕不会有今天的日子。”
再过一年时间，黄冈中学就将迎来建校110周年。改革开放之前，这里和全国其他高中一样，在平静中慢慢发展。而随着“知识改变命运”年代的到来，随着城市间经济鸿沟的加深，黄冈的孩子有着大城市学生所不可比拟的决心和勇气：考出去，改变命运。
而在当地主管部门看来，黄冈教育事业的发达，与党委政府的重视密不可分。在财政连年吃紧的情势下，当地勒紧裤腰带也要办好教育。长期以来，黄冈中学受到了当地部门极尽可能的关照，新校区的校舍硬件，比市委市政府的大楼还要恢弘数倍。
无论怎样，政府的重视，或者家庭对改变命运的渴望，催生着黄冈人对高考难以掩饰的热情。700多万的人口基数，足令其网罗到各县市最优秀的学生，面向整个湖北招生的理科实验班，更吸引了全省最拔尖的理科人才。一个神话，就此诞生。
最辉煌的阶段，黄冈中学常常包揽湖北省高考的前几名，每年走进清华北大的黄冈孩子，都有三位数。1994年，黄冈中学举办90周年校庆的消息，在当天的央视《新闻联播》中排在第五条。时任国务院总理发来题词，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精兵出动，全国各地的目光齐聚黄冈。
出租车依然在路上奔驰，路过位于市中心的老校区，司机慢下来，不住地介绍着。校门口，聚集着无数十四五岁的孩子，在家长的相机前摆出V字手势，“他们都是慕名过来参观的，这里已经成了黄冈的旅游景点”。课间时分，偶有三三两两的同学走出教室，更多人还在“加班加点”
黄冈制造
“鲤鱼跳龙门”也好，“知识改变命运”也罢，学生、校方和家长，为此目标所付出的超常努力，肩负的超常压力，是一般人根本无法想象的。
大学里，谢阳融入集体的速度比别人快得多。面对一名身上贴着特殊标签的人，谁都愿意说上几句，拉拉关系。事实上，这种关系也的确存在。
“你们黄冈的试卷可把我害苦了。”有无数人这样说道，“以后见到你们老师，帮我骂他们几句。”
偏、难、怪，或者还有准，是黄冈试卷的显著特征。在“教育学黄冈”的年代，全国各大高中都热衷于在“黄冈出品”的模拟试卷中摸索高考密码。做一遍黄冈试卷，可以察觉自身的不足，也能够摧毁掉全部的自信。
“我都习惯了。”谢阳说，“那些年，就是这么过来的。有句话怎么说？在绝望中寻找希望！”
黄高人，对考试有着一种复杂的情感。甚至很多年过去，依然会梦到当年考试的情景，“有时候就被吓醒了，浑身是汗。”
“黄高的教学方法，堪称应试教育的一绝！总结一句话：一切以考试为中心！”已经毕业13年的陈雪（化名），依然记得当时的节奏，“每个星期都要考几回。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星期天晚上，雷打不动的数学考试时间。”
2013年7月的一天，教学楼外依然能听到的答题声。熟悉的教室里，重复着在过去的若干年里已练得很熟的动作：发卷，涂卡，填姓名，做题。虽然事后听说有人紧张得整夜失眠，但在等着进入考场时，大家都显得颇为沉着。
为了应对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的考试，为了让每次考试都会公布的排名好看一些，黄冈的孩子们，拥有着骇人的投入精神。“学校盛行的风气是见缝插针地对待时间，课间十分钟全耗在练习册上，放学铃声一响便冲向食堂，以最快速度解决问题，又立马冲回教室。晚自习后常赖着不走，直到管理员熄灯再摸黑离开。”2001年进入黄冈中学，2004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的李蔚明说。
“在黄冈中学读书，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在夜色里晨跑。今天的我，还记得那冬日凌晨，上千名学生集中在一起，在寒风和夜色里诡秘地奔跑。不晓得多长时间后，早餐时间到了，20分钟后，连上四节课。”陈雪说。而另据传说，住校生有不少熄灯后打手电筒看书至深夜的，但无人承认，也就无法考证。
面对超乎常规的生存逻辑，读书时的谢阳曾有几次“真不想读了”。而一个司空见惯的情景，令他根本不忍开口：将家中的责任田承包给别人，在市区里打零工租房陪读的母亲，常常拿着不那么好看的成绩单暗暗流泪，“要是考不上大学，咱们全家都没指望了”。
在当地，“三苦”（老师苦教、学生苦学、家长苦帮）作为黄冈中学高考成功的诀窍，已为人熟知。“鲤鱼跳龙门”也好，“知识改变命运”也罢，学生、校方和家长，为此目标所付出的超常努力，肩负的超常压力，是一般人根本无法想象的。
为了尽可能地提高升学率，扩大走进名牌高校的名额，在倡导“三苦”之外，黄冈中学早于其他学校开启了“奥运模式”。上世纪80年代，黄高就组织了一批“特种兵”，以博取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奖牌。而以1986年首获铜牌为标志，黄冈中学逐渐成为了“金牌中学”，书写着奥赛传奇。
“（学生）到了高二，就会参加一次选拔。特别牛的学生会集中在一起，编成‘奥赛班’。”谢阳说。“没那么聪明”，一直与“牛班”无缘，这也是他黄冈生涯中的最大遗憾。
当别人还不知道奥赛是怎么回事的时候，黄冈中学已经在国际上频频获奖。这为学校争得了荣誉，也争来了很多保送名校的指标。尽管直观上看，黄冈中学的“尖子培养计划”，和中国体育的“奥运争光计划”差不多——同一个国度里，没有多少女孩子把举重当成业余爱好，也没有多少人茶余饭后去玩高台跳水，但这并不妨碍运动员们去包揽这些项目的奥运金牌。
500亩的黄冈中学新校区，有一片传说中的圣地，陈列着被老师挂在嘴边的“黄高偶像”。在主楼的大橱窗里，最醒目的照片不是校领导，不是各地官员，而是那些奥林匹克学科竞赛奖牌获得者、保送或考入清华北大的学生，以及本省的各类状元。
另一侧，则拥有着与此气氛不太相符的各种宣传板，提醒着参观者，这里不只有分数，也拥有着“五四”歌手大赛、元旦晚会、校园文化艺术节等充盈着素质教育味道的青春。
而大多数学生，更愿意将其称为“福利”，“只有高一新生才能全部拥有，高二开始就会慢慢减少。别问我为什么！”
失落传奇
当“素质教育”真正成为中国教育的发力方向乃至评价标准，当个体发展极难超脱于城市规模，曾经辉煌一时的黄冈中学，也不得不面对“掉队”的现实。
坐在写字楼的办公室里，谢阳望向窗外。他离开黄冈12年了，他的地方口音早已消散。他从鄂东乡下走到了长三角，在寸土寸金的浙江杭州拥有了自己的房子。
这是人生的一次深度逆袭，让曾经的泪水和汗水都有了世俗回报。谢阳恨过自己的母校，更多的却是感激：在家乡要想出人头地，只能拼命学习学习再学习。哪怕校方和老师为了追求升学率，甚至是为了评职称、多拿奖金而陷学生于题海之中，孩子们也毫无怨言，因为那是他们唯一的出路。
而超出他人想象的付出，并没有在应该结束的时候停止。升入大学后，黄冈的孩子才发现，小城镇和大都市的鸿沟，依然需要他们通过拼命去弥补。
“大城市的同学，眼界和视野都宽得多。他们可能不大擅长考试，但其他方面都很出色。”谢阳说，“而我们那边只有一个规则，把心思放在高考不考的东西上，就是浪费时间。”
同一屋檐下，大城市的孩子虽然考不过黄冈的学生，却具备着其他方面的优势。有些人高中阶段就出外游学，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有些人成了电脑高手，别人刚刚学习打字的时候，他在百无聊赖地编写代码。黄冈的孩子的确擅长考试，但考试不是学习的全部。
曾经的光环，在强烈的反差中，慢慢散去。大学四年里，谢阳觉得一些死记硬背的科目，没有什么难度，但在计算机、外语、哲学和金工实习上，却感到异常吃力。“我们从小到大都是机械式地学习，在独立思考、实践操作上都比不了他们。”
尽管黄冈中学的领导、教师，非常反感外界赋予的“应试教育”帽子，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小城市的教育条件实在无法与大都市相比。谢阳的班主任对《南方》杂志记者表示，自己的学生理论成绩并不差，但实验技能不足的问题相对突出，“武汉的中学可以组织学生去大学实验室上课，我们没有这个条件”。
当社会各界都在呼吁“素质教育”的时候，黄冈中学总会出现在各类批判文章中；而当“素质教育”真正成为中国教育的发力方向乃至评价标准时，曾经辉煌一时的黄冈中学，也不得不面对“掉队”的现实。2010年，北京大学启动了自主招生计划，实行“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湖北入围的39所高中里，没有黄冈中学的名字。坊间传言，这是上面对“应试教育”的一次“最典型否定”。
“现在各大高校都在尝试自主招生，各省也在自主命题，考试变得比以往更加灵活，更难捉摸，光靠晚睡两小时，光靠拼命，已经不合时宜。”浙江大学教育学博士张亚鹏说，“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集中营’式学校，大都受到了强烈冲击。”
为了让自己不至于“掉队”，大学里，谢阳开始花大量时间“不务正业”：阅读小说、翻看各类书籍，学习网络知识，甚至与陌生人搭讪聊天。他不愿成为另一些升入大学的黄冈孩子：他们失去了“枷锁”，却迅速在本应出现的地方“流失”，投入网游的怀抱。
而迎来一批又一批孩子的黄冈中学，也在抵抗着某种“流失”。随着这座学校的名气越来越大，来到这里考察的外地人也越来越多。当然，考察是名义上的，这些挎着包拿着笔记本的人，肩负着一项更重要的任务——鼓动当地教师到南方去，到武汉去。
“没办法，在这里当老师的收入，无论如何也比不了北上广。”一位青年教师坦言，“一些外省学校前来挖人，工资能开到五位数，还不包括绩效奖励。”
就在谢阳离开学校的12年里，许多原本准备在黄高终老的老师，也离开了。2004年，黄冈中学的物理竞赛教练姚学林去了深圳中学，不久便实现了该校在物理竞赛奖牌上零的突破。至今，他已经带领学生拿到了3块国际奥赛金牌。
随着“大武汉经济圈”的建设，以及高铁、动车的便捷覆盖，黄冈中学的老师开始选择省城。几年间，学校数学组的30多个老师，前前后后走了10多个，多数都是骨干教师，甚至特级教师。在武汉，竞赛成绩独占鳌头的两所高中——华师一附中和武汉二中，竞赛教练都不乏黄高教师的身影。
“金牌教练”、骨干教师成批地去往南方、武汉，给新学校的高考成绩带来了繁荣。大城市的孩子在素质教育之外，还能享受“黄冈质量”的应试教育——这令本就先人一步的大城大校，在高考领域更加予取予求。
而近13年湖北产生的26名高考状元中，黄高只占了1个，国际奥赛的奖牌也有五六年没见过了。
时代迷局
安静的校园里，孩子们依然陷入到对梦想的追逐中。他们所能做的，依然是在书山卷海里拼搏，用青春拼出一片天空，哪怕这条路径已经不那么好走，甚至有些断裂。
自恢复高考制度以来，中国高中教育只有两个神话：“海淀神话”“黄冈神话”。与北京的“锦上添花”不同，“黄冈”一直代表着小城市“逆流而上”的勇气，成为寒门学子通向大城市途径的代名词。
不只是黄冈，许多后发地区，总有两种现象形成鲜明的对比：经济上的极度落后和对教育的极度重视。在这些地方，高考是孩子们改变命运的唯一方式，他们牺牲了青春，付出了血汗，甚至损害了身体，只为出人头地，走向更好的地方。
而当“素质教育”的浪潮席卷全国，这些曾经的“牛”校无一例外地掉队了。学校不可能给每一名学生配上一部电脑，也没有财力聘请外教教授英语；学生更没有充足的资金出国增长眼界：农村学生占60%的黄冈中学，以及更多的黄冈式中学，越来越难与大城市学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在中国考场，素质教育确实已经呈现端倪，近几年的高考试卷中，总有不少先进的概念、新颖的题目，基础性的内容越来越少，选拔式的创新越来越多。这些，显然不是某些群体的长项。
“大城市学生、富裕家庭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知识面，确实要好得多。教育公平确实很重要，但真的很难实现。”广东省内一所名牌大学的招生老师直言不讳，“现在能考进名牌高校的寒门学子在逐年减少。比如这几年，申请国家贷款的学生明显不如以前多了。”
耐人寻味的后果，已经在整个中国蔓延开来。根据北京大学的相关统计，1978—1998年的20年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占三成。而2000年至今，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
黄冈中学的新校区，依然是当地最著名，甚至最亮眼的建筑。安静的校园里，孩子们依然陷入对梦想的追逐中。他们享受着这座城市所能给予他们的最好待遇：六人一间的寝室，挂式空调，以及24小时不间断的热水。他们所能做的，依然是在书山卷海里拼搏，用青春拼出一片天空，哪怕这条路径已经不那么好走，甚至有些断裂。
“如果不搞应试教育，不搞题海战术，这些落后地区的穷孩子，几时才能出人头地？”有教育学者表示。而在一些人看来，后发地区普遍存在的集中营式学校，是寒门学子最后、最大的希望寄托。
偶有闲暇时，黄冈学子也会对某些细节发出感叹，“×老师讲得好好的，怎么突然就不见了呢？”
事实上，“黄冈迷局”已经不是黄冈本地的迷局。这些年，大量师资涌向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聚集效应”，早已让人深感担忧。综观近几年的高考成绩，过去曾经很优秀的广东粤北山区如梅县等地，现在也大不如以往了，主要就是因为师资流失。很多人说，粤北粤西等地区的中学就是珠三角的师资培训地，一冒尖就往外跑。
差距，在湖北，在中国，慢慢地实现了逆转。2013年，襄阳五中在湖北一枝独秀，包揽了文理科状元。与此相对应的是，襄阳是湖北排名前三的城市，GDP仅次于武汉。而黄冈中学今年考入北大清华的学生有望超过16人，还不如鼎盛时期一个班多。
这一切，令黄冈中学有着不难察觉的危机感。该校校长刘祥自2011年上任以来，呈现出异常的低调，几乎不在公众面前“发声”。“这几年，我们好不容易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只想喘口气，静下心来，做自己该做的事情。”这是他面对媒体唯一讲过的话。
江水奔流，黄冈依然在岸边平静地生存着。在其间任何一个下属的市县农村，都会看到一种景象：年轻的劳动力外出打工，整个村庄都是留守老人、妇女和儿童，农闲时，三三两两围坐在一起搓麻将，成为了典型的生活习惯。
这里依然有很多真实的故事在坊间流传，核心是几个普通名字。最家喻户晓的，叫袁心怡，第41届国际数学奥赛的金牌得主。这是一个来自大山里的孩子，祖祖辈辈最高的文化水平是小学四年级。拿到金牌时，黄冈市政府奖励她两万元，大学毕业后她申请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奖学金，每年高达3.6万美元。她的父母走出了大山，在城里拥有了不错的房子。
这是黄冈式成功，意味着离开，一旦考走，便不会回来。这些年，从黄冈中学毕业回到黄冈发展的，还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