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教育败给了什么

文|胡子立（现任职于新加坡某中学，又曾于国内高中教学三年）

　　一

　　成年后，当我第一次重读安徒生童话时，都在刻意印证托尔斯泰对他的评价。他说在安徒生的童话里他只读出了两个字：孤独。但是有一篇却让我读到了恐惧——《红鞋》。

　　这篇童话很简单，主角仍然是一个命运凄苦但是可爱漂亮的少女，她非常喜爱红鞋，第一次她得到了一双红布鞋，但却不得不在妈妈的葬礼上穿上她，内心有隐隐的不安。后来她被一位老太太收养，在受坚信礼前她得到一双漆皮的红舞鞋，几次去教堂她都穿上了这双被视为禁忌的红鞋。安徒生营造了一个“犯罪”的心理氛围，她因为心里只想着这双珍爱的红鞋，忽略了牧师洗礼时的祷词，连庄严的圣乐都丝毫不能进入她的心。

　　“所有的画像在看着她、所有的信徒在看着她”，这个“看”事实上是安徒生在看，作者站在审判者的立场，来谴责这“亵渎神灵”的行为。接着顺利成章，写下了对“背德者”的惩罚。小女孩穿着这双鞋跳起舞来，却怎么都停不下来，她还看见了传说中善良的天使，可是天使没有拯救她，而是对她说了这样一番话：

　　“你得跳舞呀！”她说，“穿着你的红鞋跳舞，一直跳到你发白和发冷，一直跳到你的身体干缩成为一架骸骨。你要从这家门口跳到那家门口。你要到一些骄傲自大的孩子们住着的地方去敲门，好叫他们听到你，怕你！你要跳舞，不停地跳舞！”

　　如女巫的诅咒般，她被判为永不停息地跳下去，最后她只好找刽子手砍下了她的双脚，血淋淋地收场。

　　“红鞋”如果说是我们真实自我欲望的隐喻，我们在这篇童话里也丝毫没有看到欲望的过度扩张。所谓错误，只是背离了当时以宗教戒律为中心的世俗道德。这个推断可以从安徒生的自述中找到印证：

　　在《我的一生的童话》中，我曾说过在我受坚信礼的时候，第一次穿着一双靴子。当我在教堂的地上走着的时候，靴子在地上发出吱咯、吱咯的响声。这使我感到很得意，因为这样，做礼拜的人就都能听得见我穿的靴子是多么新。但忽然间感到我的心不诚。我的内心开始恐慌起来：我的思想集中在靴子上，而没有集中在上帝身上。

　　安徒生写这篇童话时，距离14世纪倡导个性解放，以人为中心的文艺复兴运动之始已经500多年了。安徒生在接受大学教育时，肯定接触过人文主义，但是连他自己大概都未发觉，是主流世俗社会的道德观主导他写下了一篇“一个自我解放者被残害”的童话故事。

　　尼采在他的《查拉图斯特如是说》中写到：

　　任何文化都在每一个灵魂中灌输了各种各样的方式和见解、要求和欲望。对这些东西加以整理并尝试改变它们，实际上是每一个真正有创造力的人都必须解决的一个难题。

　　尼采的“文化”指涉的范围很广，但是他敏锐地捕捉到了人的“惰性”，身处同一化的社会中，大多数人只会做一个被时代裹挟的人物，如果你身处一个邪恶的时代，你的平凡与追随就成了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平庸之恶”。

　　二

　　记得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里提到，文革时，康有为白发未腐的骸骨被一群中学师生掘出，游街示众。相较于之于活人的暴力，我更惊诧这些之于死者的施暴者内心被燃起的邪恶火焰。我们现在可以读到许多那个时代的学生所施下的暴行。

　　我不禁内心起疑，这些抄家、辱骂、毒打、甚至折磨致死行为的发生，是因为当时政治意识形态渗入了教育，而学校的教育就充满了暴力吗？显然不是，而是这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思潮洗劫了他们所有的理智与可怜的真善美。教育从业者是这场运动最主要的受害者，他们更加惨败的是对学生的教化。教育在社会主流思想下显得不堪一击。

　　五十年后，我身处的中国社会早已逃脱了政治暴力，但是我总觉得我身处另一种暴力。

　　一个我最要好的朋友，他取得某重点院校法学硕士学位并通过了司法考试，然后从事律师职业。不管从思维力、逻辑能力还是感受力上看，都是一个相当优秀的人。但执业之初，收入微薄，他时而哀叹，时而焦虑异常，皆因年近三十而未能有体面的物质生活。

　　我和他的背景相似，家庭所给予我们的物质条件有限，所有都需要自己拼搏。他在异乡，我在异国，我曾开玩笑模仿苏青的那段话说：我们环顾房间四周，看看连桌上的一张纸巾都是自己在外面拼来的血汗钱买的，那又有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不知道他听了是幽默，是悲凉，还是悲愤？

　　我奶奶去世后，在家停灵七日，素日里很少见面，大我十多岁的表哥表姐们都聚在了一起。一天，一个鞋老板表哥突然发飙，痛斥一个表姐夫来了不多时竟然就要回家去，“老板”俨然成了孝子贤孙的楷模，我当然不惊讶他何以有这样的底气。

　　其实他也不过是拿着Macbook在那里上网，然后招呼自己的朋友吃吃喝喝打牌麻将而已。几个表姐都“嫁对了郎”，我未留心听她们聊天，只是末了，一个表姐端详自己刚做好的美甲来了一句闲谈的总结：哎！现在没有钱，没车没房谁肯嫁给你呢。

　　我于此时突然感到一阵悲凉袭来，当然不是为了还没发家致富，而是想到了上一个世代和这一个世代，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那个以“政治”为中心的时代，人们依循时代潮流拼命争取“政治先进”；而这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人们又无止境地对金钱进行追逐。那个时代为了表现政治正确可以不择手段，这个时代为了聚集财富同样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在那个时代政治先进是最耀眼的明星，在这个时代有钱就是天皇老子。社会潮流的力量让我们不得不叹服，教育的效能不如社会上的一个小小“教训”。

　　以此聚会，我二姨对大姨五味杂陈而又平静地提起了大姨女儿最近卖掉的一套房产：哎哟，你们家XX真厉害，当初300多万买的房子，最近卖掉了700万，有的人一辈子都赚不到这么多钱哦。大姨看起来颇为受用。

　　我在自己第一届毕业生的毕业典礼上，代表全体教师给学生赠言。我引用了胡适之先生80年前在《独立评论》上发表的《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中的一段话：

　　“渺小的个人在那强烈的社会炉火里，往往经不起长时期的烤炼就熔化了，一点高尚的理想不久就幻灭了。抱着改造社会的梦想而来，往往是弃甲曳兵而走，或者做了恶势力的俘虏。你在那俘虏牢狱里，回想那少年气壮时代的种种理想主义，好像都成了自误误人的迷梦。”

　　三

　　我的一个旧同事给我讲了一件她儿子的事。一天她上小学的儿子和小伙伴一起去电影院看电影，其他人都带了学生证，唯独他忘了带，他对售票员姐姐好说歹说都不管用，姐姐不看身高，不看稚嫩的脸，不顾一起来的小伙伴是学生，也不接受事后出示，只是看证卖票，颇有“程序正义的精神”。

　　小男孩看完电影回到家还是闷闷不乐，他疑惑学校不是教大家诚实讲信用吗？不是教大家要互相信任吗？为什么出了校门就不管用了。我突然想起了几年前一个更为极端的类似例子，一个断腿的人买半票坐火车，乘务员查票时要求他出示残疾证，而这个残疾者无法出示，检票员不接受他的半价票，要求他补票。

　　我想指出的是，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现实让学校真善美的教育、普世价值的教育变成了“虚伪的道德说教”。那么教育者是要以“为受教育者好”的名义而进行更适应“现实”的教育吗？教育与社会的这种违和感，到底是谁的错？

　　我想讲一讲我所在的这所新加坡中学，他们在中学四年里反复向学生传达几个核心价值观，其中有尊重、同情心、忠于祖国、终身学习等等。就比如说中学一年级，特别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尊重。

　　年级长在每一次整个年级的活动中都反复强调最基本的尊重是：别人站在前面讲话时，你应该倾听；而你讲话时，也应该受到同样的对待。每次他都花大量的时间，严肃而冷静地说：同学们，尊重就是……说完，一直沉默直到所有人都意识到自己在讲话，没有尊重台上的发言者。反反复复，不厌其烦，也未有一次发脾气。而同时你也发现，在这个社会中尊重是人际交往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我曾在一篇记述我新加坡同事的文章中，回忆了我的上司。他每次派任务给我时，都会非常有礼貌地和我说：“我可以请你帮个忙吗？”这不是基于私人感情的一种请求，而实在是对他人的尊重。

　　有一天，我去搭公车，看到一班公车靠站停下后，司机熄火下了车，我完全摸不着头脑。只见他慢慢走到后门，放下一个铁板，然后走到公车里去。这时，你才看见，公车里慢慢下来一个坐轮椅的残疾人，司机随后和他说再见，收起铁板。在超市里，你也同样会看到单独出行的坐轮椅者，收银员都会帮他们把买好的东西妥善安放好，推他们过电子门。坐轮椅的人，在这里是可以走出自己的屋子，走到这个城市的任何一处公共场所。学校教授的对老弱病残的同情心，是进入这个社会的基本素质。

　　近日一则新闻说，在上海地铁里一个人晕倒，周围的乘客瞬间惊散。在当下的中国，到底是社会现实揭露了教育的“虚伪”，还是教育折射出了“世风日下”？作为一个理想主义教育者，我仍然坚持，教育需守持一些理想，教导真善美、传播普世价值、启蒙公民。我坚信教育现在败于的世风，有一天同样会败在它的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