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评论员 翟晋玉

      前不久，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发布了2012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公告显示，201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22236.23亿元，占GDP比例为4.28%，超额实现了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4%目标，成为中国教育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人们期盼多年的4%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这无疑值得我们欣慰。但我们同时应该清醒地看到，这已经比1993年提出的2000年实现的目标推迟了整整12年。

      根据目前已经公开的数据计算，从2000年到2009年的10年间，如果教育财政经费以占GDP4%的比例为目标，则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累计“欠账”已达1.6万亿元。

      为何中国教育投入水平如此之低，教育财政投入的增加如此不易？很多人拿财力不足解释。然而，在一个“财力不足”的国家，竟然每年有高达近万亿元的“三公”消费，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世界奇观。

      增加教育财政投入很难，是因为某些方面的投入太容易了。国家财政收入是一个定数，此消彼长。其他方面的投入多，教育的投入自然就少。这是一个小学生都明白的再简单不过的道理。

      还有很多人拿中国人口多作为教育低投入的借口。缺乏理性思考的人往往容易提出这种问题，事实上，教育投入比例与人口多少没有必然关系。我们的近邻印度人口已接近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比中国低，其教育投入占GDP比例是7.1%，远远超过中国。

      教育投入最终要落实在每个学生和教师身上，人均投入比总量投入更能反映问题的实质。根据2010年发布的数据，中国人均公共教育支出为42美元，美国为2684美元，是中国的63.9倍。考虑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我们可以比较人均公共教育支出占人均GDP的比例，中国为0.82%，美国为6.10%，是中国的7.44倍，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巴西为2.29%，是中国的2.79倍。

      这里可以更清晰地看出，在教育投入上，中国不仅与发达国家有巨大差距，即使比起巴西等发展中国家也相差甚远。实际上，中国的教育投入水平甚至低于一些最贫困的非洲国家。

      归根结底，中国教育投入低是因为政府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低。虽然我们总是声称“教育为本”，教育在国家政策中处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但在现实中，在政府的价值排序上，教育总是被排在后面，如此，教育投入自然也排在后面。

      对比我们的邻国日本，早在140多年前的明治维新时期就开始实行义务教育。100多年来，历届日本政府都非常注重教育，教育经费投入在国民经济中占很大比重。100年前，日本的小学入学率就已达到100%，而中国至今仍未达到。

      从学校的基本设施建设情况，可以更直观地看出一个国家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一个合格的学校应该有安全坚固的校舍，有宽敞明亮的教室、设施齐备的体育场、藏书丰富的图书馆，等等。在中国，达到这一标准的学校不多，很多学校包括城市学校校园狭小逼仄，根本没有操场和图书馆。

      更可怕的是，在经济发展的滚滚大潮中，校园竟然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为了攫取最大利润，一些利益集团疯狂圈地，以整合校园为名强行把学校从市区赶走，搬到偏僻荒凉的远郊，一些学校甚至面临无立锥之地的处境。

      我们欠教育的债太多了，而欠债总是要还的。多年来对教育的轻视，已经让我们付出了惨重代价。正是在教育上的长期欠债，使中国陷入缺乏创造力和持续发展能力的境地。事实上，教育是收益最高也最稳定持久的投资。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清还教育之债，是保证每个孩子健康成长的前提。也只有加大投入，中国教育才有希望，才能从根本上让中国脱离贫困落后的境地。